说起中国穆斯林聚居的地方，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素有“小麦加”之称的河州。而大多数人不知，位于河州的广河县却是全国穆斯林比例最高的县。广河县总人口21.56万人，其中回族12.03万人、东乡族8.97万人，汉族5430人。回、东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7.5%。这是县域民族构成的一大特色。这种民族格局是在长期的历史民族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的。

广河县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。汉魏以前，这里属于西羌的活动区域。由于西汉时设置了大夏县，自然会有内地的汉人徙居此地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整个河湟地区干戈纷扰，政权更迭，羌人、土谷浑人、鲜卑人以及匈奴人和氐人都曾在这里驻足，有的来去匆匆，有的筑屋建寨，有一定数量的人定居于此。

隋唐间，国家统一，周边安定，在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民族纷争与融合之后，出现了四海宴安，民族友好相处的局面。自隋文帝统一天下，至唐玄宗开元、天宝年间，河湟地区相对平静，民族构成上形成汉羌杂居局面，而汉族数量不断上升，农耕面积也不断扩大。但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唐朝盛极而衰，河西陇右相继沦没于吐蕃。自此以后，直至北宋中期，这里属于吐蕃人的势力范围。唐末吐蕃内乱，汉人纷纷内迁，留居蕃地的汉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亦不免陷于蕃化。宋末，兰州、河州是金与西夏不断相互用兵的地方，但又是不同政权与民族间进行贸易活动的地方，民族构成十分复杂。

元朝的大一统不仅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五代以来长达500年之久的分裂局面，而且对全中国民族区域格局的调整、形成与稳定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这一点，对西北地区来说尤为明显。元初在河州设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，专理吐蕃事务。同时又设河州路，辖定羌（广河）、宁河、安乡三县，治所在定羌，归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管辖。

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和窝阔台时期，就有不少西域的回回工匠及妇女、儿童等，随着蒙古大军的征服活动而被迁居到中国，其中有的被安置到甘肃境内。清洪钧《元史译文补证》卷二十二载，太祖西征时，“以康里兵三万，一夜尽杀之，取工匠三万，分于各营”。同书又载：“讨马鲁，悉诛城民，唯工匠、妇女、童稚得免”。这些工匠一般编为军籍，随军队驻扎在各地。公元1225年，成吉思汗从西域回师蒙古，翌年亲率大军第五次征伐西夏，兵分两路完成对西夏首都中兴府（今银川）的包围。期间，成吉思汗又挥师“渡河攻积石川”，由今青海循化一带分兵攻克河州、洮州及临洮等地（见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）。地处甘青交界要冲的河州自此成为蒙古军队的重要屯戍点，不少西域回回工匠及其家属随军留住河州。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，天下统一，战事转少，全国农业地区普遍建立了“社”的基层组织。元政府即命令各地“探马赤军随处入社，与编民等。”《甘肃通志稿》卷26载：“至元28年，以甘肃旷土赐回回昔宝赤哈散等，俾耕种之”，这又是以甘肃旷土安置回回的例证。一方面元朝驻守河州军队中的西域回回军人被安置在河州，另一方面随军的回回工匠和在国家制造部门供役的回回工匠等，也有的被安置在河州，这些人就成了河州地区回族和东乡族的先民。而整个元朝，河州又地处汉藏交界地区，传统的茶马贸易与其他商业活动十分活跃。还有西域和内地的回回商贾到这里经商，并留居不返。由于信仰和生活习俗等原因，回回人有同类聚坊而居的习惯，这样的聚居点常常围绕着一个清真寺逐渐形成并扩大。据今天广河县的老人们说，县城里的直街寺是广河最早的寺，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。直街寺当建于元朝，这也是元朝的定羌县已有回回聚居的一个证明。

入明以后，广河县境内已有相当数量的回族居民。明初，随着明朝军队对西北地区的经略和继之而来的大规模移民，许多内地回族迁居到广河县境内。以县内城关镇马家村马氏家族而言，是广河县著名的望族，不仅支派甚多，人口繁盛，而且自明清迄于现代，产生过不少有影响的人物。据该家族于清道光年间重修的家谱《序言》称，其祖上世居西安城内罗儿巷，明洪武初年，有马天鹤者，随明军“勘定熙河，防守斯土，因于家焉，择居于吾邑（广河县城）河北钟鼎山下，坪塬之上，因姓为名，人称马家坪。及家室庆祥，子孙昌旺，散居于城内及西北关厢等处”。还记载，马天鹤曾被任命为“世袭指挥佥事”，负责管理定羌地区。这是随军而来，定居本县的典型例证。这些移民初到这里时人数并不多，由于明初曾强行种族同化政策，明令禁止蒙古人、色目人“自相嫁娶”，回回人只能与外族女子通婚，这反而对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人口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明末清初,内地战乱不休，整个北方出现大规模的流民群，又有不少内地回民迁居到本县来。如买家巷的买家，相传明末有买姓者自河南怀庆府充发来此，现在有200多户。三甲集沙家村的沙姓，自称清初由陕西迁来，现在也有200多户。祁家集四家的马姓，传说清初由陕西迁来，现有三、四百户。

从清初到清中后期的100多年里，社会相对稳定，经济持续发展，广河境内的回族、东乡族人口繁衍增长，数量大为提高，加上不断有外地的回族、东乡族举部迁居本地，也是人口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仅以镌立于乾隆五十年（公元1785年）的胡门拱北《恭赠马老师懿行序》碑看来，碑末署名的清真寺就有10家之多，碑阴残剥可辨的地名属本县境内者亦有十几个。可见早在乾隆年间，县内回族、东乡族人口已相当可观。到了清末，即同治年间回民反清以前，县内回汉人口至少应在各占50%左右了。

清末同治年间和光绪年间两次回民起义，对广河境内民族构成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。由于清朝政府的武装血腥屠戮，县内回族、东乡族或死于锋镝，或外逃他乡，人口大幅度减少。同时也由于局部的民族冲突所造成的误会或恐惧，境内大量汉族徙居外县，留下许多闲荒土地。左宗棠将洮河以东的回、东乡族迁入洮河以西。这样，同治和光绪年间，从总体上看回族、东乡族人口锐减，从广河县这一局部区域看，则是回、汉族比例发生了变化，形成回多而汉少的格局。民国17年（1928年）马仲英事件后回汉比例进一步拉大。至民国29年（1940年），全县人口58777人，其中回民（东乡族）占95%，汉族仅占5%，宁定县（广河）已接近于一个纯少数民族县了。

在造成民族比例发生的诸多原因中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，即一部分汉民皈依伊斯兰教，其族属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人们习惯上称他们为“随下的”。随教的原因很多,一是通婚关系造成的，一般回民娶汉民或汉民娶回民，汉民都要随教；二是长期生活在回民占多数的村落，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随了教；三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，出于安全考虑随了教，久之，随教者便成了虔诚的穆斯林。其他原因也有，以上面三个原因居多。这部分人有多少，因其随教的年代不同而难以统计，总的来说清末到民国年间随教的比较多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除了因通婚关系之外，出于其他原因随教的就比较少了。广河的回族和东乡族，其姓氏以马姓为主，几乎是“十回九马”，而随了教的则多数保留着原来的汉姓，以此为特征，一般可分辨出那些人家可能祖辈上是随了教的。有的姓一部分随了教，另一部分还保持其汉族族属，两方都知道本出一源，有的住了本县的随了教，而迁徙邻县的则仍是汉族，彼此都知道原来是一个宗族。

民族融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。一般来说，总的趋势是小民族的一部分人逐渐融合于大民族，但在一个局部区域里，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也会有小民族融合大民族的一部分，借以发展民族人口的现象存在。广河县的情况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。（来源：广河县人民政府网站）